| 先算一笔小帐：买一台够分量、零件不少、一家人可看的电视，也就是千块左右，买了以后用起来便宜，即使上个有线台；买一部应时的名牌手机要花 2 千到 5 千元，又轻又薄，到底有多少材料费、加工费没有细想过，每个月的费用少则一百，多则上千。
再算一笔大帐：中国截止 2003 年 5 月共有移动电话用户 23005.6 万个，在 2001 年早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如果按每部手机平均 2000 元，每个用户平均购买过 1.5 部手机计算，中国人这几年已经在手机购买上支付了 6900 亿元；信息产业部监测的手机生产企业在 2002 年间生产了手机 13155.01 万部，销售了 13016.12 万部，如果按每部手机平均 2000 元计算，销售额是 2600 亿元；在 2003 年 1~5 月间，仅移动本地通话时长达 2056.4 亿分钟，如果按每分钟平均 0.60 元算，这部分通话费是 1230 亿元，折合 2003 年全年可达到 2960 亿元（还未计算国内、国际的长途话费，原始数据来自信息产业部网站，计算则是估计的）。把 2002 年花在手机上的钱和花在手机本地通话上的钱加在一起，是 5500 亿元上下，占我国 GDP 的 5% 左右（相当于我国全年旅游行业的总收入）。
购买手机的这部分支出，除去留在国内流通环节的一小部分，除去国内各生产厂家的微薄的增值和毛利部分，都流向了国外。手机话费的支出部分，虽然没有直接流向国外，但是扣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运营成本和还是比较丰厚的利润外，实际上早已从中移动、中联通购买的通信基础设施、设备中，提前支付给了国外。
这些支付给国外厂商的费用中，有多少是国外厂商花费在生产的工本费、运营费上呢？难道一部轻薄的手机的材料费会和一台又重又大的电视机相当吗？除了工本费和运营费上的钱，其余那一大块价值的增值部分是什么？在哪里？——不难想到，那些高额的附加值，来源于知识和技术。而这些知识和技术，却集中在西方若干家大型高科技企业中。
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若干，支付给了寥寥几家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的公司，这就是新经济最好的注脚。我国 2002 年末所有境内上市公司的 市价总值是 38329 亿元，而一个思科（ Cisco ）公司市值就超过 12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 万亿元），这应该让新一代中国人重新思考“价值”和“创造”的含义。
移动通信业到底值多少钱？每分钟通话到底应该收多少费用？一部手机的“合理”费用到底应该是多少？按照市场学的原理，每个产品或服务的正常定价，一定是高于其成本、低于其为用户实现的价值，而居其中。而为用户实现的价值，在很多创新型的、无可比拟的产品和服务中，则很难衡量。在手机、芯片等等这些创新型的产品中，价格的低限仍旧由成本决定，而真正决定定价高限的，是价格 - 销售量曲线——厂家所关心的，是在何种价格条件下，能达成何种销售额，厂家所追求的，是在这个价格下所实现的单位利润与销售数量乘积的最大化。这种最大化，往往不是最高的价格，也在很多时候远远凌驾于成本之上，而且会随着产品推出的时期而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手机、电脑类高科技产品在刚推出时价格很高，但会随着新品的推出，旧品价格迅速下滑：实际上，旧品价格的下滑，恰恰不是因为要“清仓甩卖”，而是因为这些厂商普遍采用的所谓“撇奶油”的营销策略，先把高消费能力用户的钱撇出来，然后再撇次消费能力的，最后，才去照顾最低消费能力的用户，这样一层一层地撇，使收益达到最大化。
没有人能够为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服务真正确定价值，但是，这些价值都来源于一个最重要的共同来源，那就是以专利、商标、版权等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实际上，市场的竞争会使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趋近成本，而使厂商的利润趋向为零，而只有三种例外的情况： 1 、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使这种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或者垄断； 2 、产业特点造成的自然性垄断，或者历史造成难以扭转的垄断； 3 、政策性的壁垒。
只有保持创新能力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如果现在我拥有一个能使你立即和梦中情人约会的月光宝盒，你说我到底应该换你多少个土豆呢？拥有特定的知识，并且被授予“知识产权”的名号，就为这种凭“空”创造价值的造钱机器提供了执照。
中国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由此带来的区域比较优势，以及要求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和原因。但是，如果中国人不学会怎么去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无可比拟的月光宝盒的话，只怕只能是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土豆，并因此获得一个“衡量用多少个土豆去换别人新功能的月光宝盒才合算”的名分和机会了。
如果说我们劳动力成本低会成为我们一直的优势，那不和我们富民强国的国策自相矛盾吗？如果我们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那我们不就变得没有优势了？且不论我们如何实现这个富民强国的愿望，一旦实现了，我们不就麻烦大了，因为我们丧失了国际比较优势了！
我们拥有如此丰厚的本土市场，如此活跃的消费群体，正是我们应该埋下心来，聚集能量，去制造我们自己的价值机器的气候。每每听到业内人士喊“技术可以往后放”（往往是尝过了什么是生存，而还没有尝过什么是辉煌的企业家），投资人评价“中国会有什么技术”（这恐怕也是中国投资界没有投资到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的重要原因）时，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中国在这方面意识上的落后，造就了一代碌碌无为的企业家，和现在的产业形势。但这也许就是新一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真正崛起的内因和历史机遇。
（受邀为《 Mpioneer ·先锋》杂志创刊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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